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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影评人对于当时上映的苏联影片,均予以积极的评介推荐,几乎是每片必评,使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1933年2月苏联有声影片《生路》在沪公映后,受到左翼影评人的推崇和称赞,仅《晨报》的《每日电影》就连续发表了8篇评论和14篇短文,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史上的一件盛事。该片也直接启示了电影导演蔡楚生,使他以后创作拍摄出了中国的《生路》——影片《迷途的羔羊》。
上述几方面的工作,不仅传播了苏联电影理论,扩大了苏联电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中学到了新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与创作技巧,发现了电影艺术的新天地。他们把苏联电影中特有的某些技巧手法,称之为“苏联镜头”,并有机地借鉴和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从而促成了中国电影的转变和提高。
在此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前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50至60年代,由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两国关系的密切,前苏联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从创作方法到拍摄技巧,从电影观念到理论批评,从生产体制到管理模式,均以苏联为榜样。对于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这种学习借鉴当然是有益的,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如50年代上半期,苏联电影受“无冲突论”的影响,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美化,注重塑造“完美无缺的理想主人公”,以至于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盛行,这种创作思潮也对中国电影产生过不良影响。而管理体制的僵化等,也是一种明显的弊病。
80年代以后,崛起于影坛的第五代导演,如吴子牛等的一些影片,还是深受前苏联电影的影响。因此,对前苏联电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借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创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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