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技术要素注入农业后，粮食的总量，早已足够喂养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粮食的生产地区和粮食的消费地区，却出现日益严重的脱节。生产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粮食生产大国，而诸多主动或被动加入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他们本来具有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的供给。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世界经理人数据：http://data.icxo.com在食物体系上仰人鼻息的，自然是那些无力维系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粮食供求一旦出现变数，受害的，自然也是这些国家的居民。

　　记者：有一种说法，“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穷人买不起粮食”，这大概也属于“结构问题”吧？

　　周立：美国是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它能够维系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获”有关，也是美国国内粮食生产体系、食品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已经产生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化大机器农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以实现本国粮食生产体系、食物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的良性互动，是题中应有之义。

　　逻辑上说，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就是这种结构矛盾的副产品。

　　不幸的是，仰赖美国等少数国家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供应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粮食政策有失误，那就是他们是弱国，没有认识到被单一食物体系同化后的危险，或无力抵挡被同化的命运。

　　2007年我在美国时看到一则报道，美国有1／4的食物，是丢进垃圾桶里的。美国在2006年10月17日，诞生了其第3亿个国民。简单计算，丢掉的食物，相当于近8000万人口的消费量。而当时报道的全球因饥饿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万。不幸的是，这些食物是在美国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这些赤贫人口的胃里。

　　我们暂时的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

　　记者：中国也正在经历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但在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上，相比国际价格似乎还相对稳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原因？

　　周立：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