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世界经理人数据：http://data.icxo.com 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鸿铭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诽谤文章”文辞太差，没有真去打官司。

　　辜鸿铭对学生也开骂，曾经教过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说：“这是洋《大雅》，那是洋《离骚》。”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当时的北大有不少外国教授，一次在休息室辜鸿铭遇到一个英国人，辜鸿铭用英语问他教什么的，英国人说教文学的。辜鸿铭立刻改说拉丁文，英国人当场语无伦次，辜鸿铭批评说：“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1920 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毛姆本来口吃，听完这句后目瞪口呆。在辜鸿铭眼里，长者应该坐在家里等年少者拜访。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 ”

　　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 t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自译为《春秋大义》），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

　　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

　　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迫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性。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

　　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忧道的少，忧贫的多。打开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 ”一栏里，已经没有辜鸿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