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流行病学家的梦想之地，那些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个人身份号码，用于注册健康照护、教育、纳税等事务；因此研究工作者能以其他国家不可能做到的方式，把人们生活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层面连结起来。

 高等教育与罹患脑瘤有关？

一项研究将超过400万的瑞典男性和女性，18年内的纳税和健康纪录连结起来，研究人员因此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被诊断出罹患脑瘤的比率略高。这是那种有价值但相当平淡乏味的研究之一，通常不会吸引太大的注意，因此即使这项研究只涉及社会经济地位，而和教育无关，一位大学的公关人员却认为新闻稿如果这么写会更有趣：“高等教育和罹患脑瘤风险增加有关。”

而当这则新闻要传达给一般大众时，某家报纸的助理编辑下了一个经典的标题：“为什么上大学会提高罹患脑瘤的风险？”对于投入时间攻读更高学历的人来说，这个报纸标题可能令人大惊失色。但是我们应该担心吗？

这项大型研究是根据完全合格的母体（而非样本）登录资料库，因此我们可以有信心地作成结论说：受过更高程度教育的人，确实发现略多的人罹患脑瘤。但那是因为在图书馆汗流浃背读书，使得大脑过热，结果发生某种奇怪的细胞突变吗？尽管报纸标题那么写，但我对它感到怀疑。而论文的作者也表示怀疑，他们补充说：“癌症登记的完整性和检测偏差，或许可以解释这件事。”换句话说，受过较高等教育的富裕人士，比较有可能被诊断和登记罹患肿瘤，这是流行病学中称为确定偏差的一个例子。

从1990年代英国各医院执行儿童心脏外科的手术量相对于存活率图表，可以发现规模较大的医院和较低的死亡率有相关性。但我们不能作成结论说：规模较大的医院造成较低的死亡率。

这种审慎的态度由来已久。1900年，《自然》期刊讨论皮尔逊刚发展出来的相关系数时，一位评论者警告说：“相关不表示有因果关系。”随后的一百年，有人只是观察到两件事倾向于一起变化，就宣称有某个发现时，统计学家便一而再、再而三端出这句话。甚至有个网站会自动生成愚蠢的相关性，例如2000年到2009年，美国每年的平均每人莫札瑞拉（mozzarella）起司消费量，和那些年头中每年攻得土木工程博士学位的人数之间，具有可喜的0.96相关性。

 吸烟者为何没有罹患肺癌？

人类似乎非常需要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我敢说我们都能编造一个好故事，说所有那些新手的工程师为什么大吃披萨等等。甚至有个词，叫作幻想性错觉，用来指人们倾向于寻找理由，说其实不相干的事件之间有关系存在，最极端的情况是把单纯的不幸或坏运气，归咎于他人的恶意或甚至妖术。

不幸的是，或者幸运的是，这个世界比简单的妖术稍微复杂一点。第一个复杂性在于试图弄清我们所谓的“因”是什么。

当我们考虑到现实生活中每一件有趣的事，不可避免都有它的变异性时，这会变得更加棘手。例如，医学界现在同意吸烟会导致罹患肺癌，不过医师可是花了数十年的光阴，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吸烟的人大多没有罹患肺癌，有些不吸烟的人却罹患肺癌。

我们只能说，吸烟比不吸烟更容易罹患肺癌，这是为什么立法限制吸烟需要花那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对于因果关系的“统计”观念，并不是那么严格地说一不二。当我们说X导致Y，并不表示每当X发生，Y也会发生；或者，只有在X发生时，Y才会发生。我们只是说，如果我们干预，强迫X发生，那么Y倾向于更常发生。因此我们永远能说，在某个特定情况下，X会导致Y,只能说X提高了Y发生的次数百分比。

如果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什么，那么我们必须做的事，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后果。首先，为了满怀信心推断因果关系，理想上我们需要进行干预和执行实验。第二，由于这是个统计或随机的世界，我们需要多次干预，才能收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