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股票回购的争议可能说明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下降，也说明了这种做法本身的问题。反对者试图以道德上有问题的用途来完全否定回购，如人为地抬高股价，操纵每股收益（EPS），将股东财富的价值置于创造价值的投资之上。然而，回购的官方目的要良性得多。他们的目的是让真正被低估的公司在自己身上下注，将市场上的信息效率低下转化为可持续的股东回报。毕竟，如果人们把商业道德定义为尊重隐性契约，那么公司就有道德义务增加长期的股东价值，强调“长期”，至少在美国，隐性契约是使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信托责任。时间是关键；时间是道德诚意的证明。

因此，广义上讲，回购的道德美与丑，是在看者的眼中。然而，我具体回购方案的优点与个别CEO的可信度有关。信任度可能看起来很主观，但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从字面上看，它就在家里，在公司的家乡社区。

回购和信任

数据集包括1992年至2016年间美国公司进行的7649次回购活动。我们根据相关公司声称的进行回购的动机（从媒体声明中收集）来划分数据：低估、将多余的现金甩给股东、EPS管理、扩大现有的回购计划，或者没有明确提及的原因。最后，我们考虑了长期（48个月）的股东回报，以及每个公司总部所在县的公众信任程度。

利用社会调查的信息来衡量公众的信任度，特别是对“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打交道时不能太小心？”这一问题的平均答案。某些地理和人口因素与公众信任相关。

如果我们假设个人行为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公司周围社区的公众信任水平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总部所实行的价值观。

事实上，对总部所在县城的信任度高于平均水平，与每年高达 2.4%的收益率有关。显然，来自高信任度国家的首席执行官对他们提供长期股东价值的道德任务有更明确的认识。我们的研究侧重于回购，但我们认为这没有理由不适用于一般的商业决策。

此外，当我们用两个替代性的信任代用指标重新进行分析时，我们的结果仍然有效：一个来自员工满意度调查的组织内部衡量指标，以及一个通过对收益电话会议记录的机器学习分析产生的CEO诚信指数。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发现，我们将股东回报中的信任度提升与“U指数”进行了比较。“U指数”是由Peyer和Vermaelen开发的，它汇集了低估的经典信号，如小市值和最近的股价下跌等，针对每家公司。当信托与可能的低估脱钩时，它对股东价值仍有有益的影响。长期回报的最大增长始终来自于高信任度和高U指数的公司；低信任度、低U指数的公司每月产生的超额回报最少。这意味着低估和信任不是替代物，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缺乏可信度的情况下，那些在新闻稿中自我报告低估的公司并没有看到长期回报的提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任的支持，公司宣称他们在为股东做正确的事情是不可信的。

社会资本

罗伯特·普特南（Bowling Alone）在其里程碑式的研究中，创造了“社会资本”一词，以描述凝聚力强、信任度高的社区和社会所带来的优势。社会资本与更好的健康结果、更高的学术表现和更积极的政府机构有关。当成员能够相互依赖时，人类集体的整体表现更好。

同时，最近的研究发现，社区层面的条件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方面比前几代学者认为的更有影响力。我们的研究增加了这些洞察力，将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居民管理人员的前景和行为直接联系起来。鉴于我们所研究的许多公司所处的全球商业的复杂性，超本地特征似乎意味着这么多，这既重要又令人惊讶。

研究还表明，社区信任通过塑造商业实践，可以影响更大的世界。因此，股票回购的混合道德记录，部分由公司所在社区的信任差异决定，可能会促进对经理人的不良道德的草率概括。这可能是商业机构（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的公众信任度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

通常情况下，高管们将可信度等同于宏大的姿态，如在新闻稿中声称估值过低或签署一份相关性不明确的公开声明。不过，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也注意到商业道德的不公开法则，如提供长期股东价值的义务。遵守这些法律，首先需要高管们认真对待这些核心原则。而我们知道在哪里最容易找到他们：具有高度社会资本的社区。